晚清使臣“议会书写”研究

同治年间中外隔膜较深，早期使臣如斌椿、志刚、张德彝等对西方议会的认识尚在表面。1875年至甲午中日战争期间，晚清使臣郭嵩焘、刘锡鸿和薛福成等对西方文化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。其道德优越感依然较为强烈，他们都不否定“三纲五常”和等级制度，都站在传统的民本主义立场，强调议会的“通上下之情”的功能，企图借鉴西方议会制度以“民本”制约“君权”或者说两者互相制约。应当说，这一时期的使臣对西方文化和议会现象的认识有所推进。甲午战争至清朝覆亡期间，历经戊戌变法、列国瓜分中国狂潮、八国联军侵华、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，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风行其间，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民主”术语以及“进化论”和“民权说”等社会政治学说逐渐广泛传播。载振、戴鸿慈和载泽等使臣感受到时代潮流之趋向，虽然他们对上述观念和理论有所认识，但是他们往往不自觉用固有的观念消解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民权”等术语的底蕴，同时受到维护皇权和专制统治等现实功利目的的影响，导致他们虽然赞许西方的宪政制度，但是实际上依然并未认识到西方议会制度的本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