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衣与簪裾 科举下的徐渭董其昌画风

本书从明代科举出发，通过八股文写作对文人思维方式的塑造，以及科举铨选造成的布衣与簪裾身份的不同，考察科举考试对徐渭、董其昌绘画风格的影响。八股取士是明代推行的科举制度，这一制度在明代中期之后高度完备。一方面，文人只有通过这一制度实现由布衣向簪裾身份的转变，另一方面八股文的写作也在竞争中高度程式化、精细化、新奇化。前者直接造成了文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别，从而塑造了他们不同的人格和对历史文化心理的不同认同。后者则正向或反向地影响了文人观察和思维方式。徐渭和董其昌作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或成功者，他们绘画的不同风格，反映出科举考试和八股文写作对文人艺术的影响。 作为承担文化传统和价值的文人，徐渭和董其昌都主动或被动地置于历史，面对丰富而类型化的艺术家传纪和艺术风格，无论徐渭还是董其昌，都有选择的自由，但这种选择受到了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、经济地位的制约。在他们身上，历史通过社会现实的境遇，产生影响。本书稿通过徐渭和董其昌的对比研究，旨在揭示由艺术意志、艺术家意志和社会意志的相互作用、影响所构建的艺术史奇观。